史铁生

　　1951年1月-2010年12月

　　作家，59岁

　　□ 朱正琳 | 文

　　2010年的最后一天。从突发脑溢血到完成遗体捐献，短短十几个小时的应对，从容坚定，表明史铁生对自己的死准备得有多么充分。一切都按照他的预嘱和他们夫妇的约定在进行，而那些预嘱与约定显示出一种透彻：想透了，谈透了，洞透了。

　　史铁生，1951年1月4日生于北京。初中二年级时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对于在革命神话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半大孩子，赶上一场“革命”也许真的就像赶上一个“盛大的节日”。兴奋和狂热在所难免，亲手“砸烂旧世界”的诱惑毕竟是巨大的。史铁生也曾兴冲冲跟着同学们一起到清华园一个“反动学术权威”家里“破四旧”，忽然却听到了“更为革命的呐喊”：“非红五类不许参加我们的行动！”不能说这一声喊就把他喊醒了，但他确实因此坠入“恐惧、迷茫、沮丧”。而就在其间，有一种东西开始悄然滋生，它的名字叫思想。

　　1969年他18岁时，上山下乡运动展开，他与许多同学一样，自愿到陕北延安农村插队落户，从中学生变成了“知识青年”。所谓“自愿”，用他的话说，“绝非‘满怀豪情’可以概括”，难免夹杂某种焦虑。下乡前他的脊椎已然有病，其实不适合去务农，但他毅然前往，还把母亲为他开来的医生证明撕碎，以示拒绝回城的决心。他的同学追述他私下里说到的理由是：想要有所作为，不想在城里做待业青年。

　　“知识青年”后来被用来标识一代人共有的命运。但史铁生很快从这种共有的命运中被抛出，形成一个特殊的个案。1971年他开始发病，1972年回京住院治疗。一年半之后，坐进了终生不离不弃的轮椅，也许，就是这轮椅把他推上或逼上了写作之路。他后来曾谈到残疾人写作的优势与动力：“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，写作，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，残疾人可谓是‘近水楼台’”；另一方面，残疾人比别人更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，但可选择的途径更为有限。事后的论道自然会明晰而清淡，实际上在重创之余要做出这种选择和维护持久的工作热情，须得凝聚起一种力量，那却远不是一个简洁明快的故事。

　　史铁生在知道自己患高位截瘫后，曾有三次未遂的自杀行为。如他所言，他的残疾“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，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”。21岁的他无法接受这种看不出任何意义的命运安排。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，并开始寻求“活出意义来”的突围。他说当初是像一个赌徒一样选择写作，但从其不朽名篇《我与地坛》中却可以体会到，他是在一种沉思(而非冒险一搏的冲动)中才凝聚起一种力量来的。这种沉思始终观照着死亡。坊间因此有评论说，死亡是他写作的“母题”。另一个涉及写作理论的难题是：“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深入生活？”史铁生终于想通的解决办法是“掉头向里”，“里面比较清静(没有什么理论来干扰)”。

　　最早的短篇小说《兄弟》《没有太阳的角落》发表在《今天》杂志，1983年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发表并获奖。这以后他的作品源源不断地问世，其中短篇小说《命若琴弦》由陈凯歌导演拍成电影《边走边唱》；中篇小说《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》《插队的故事》等获得极大反响；《秋天的怀念》《我与地坛》作为散文精品被选入教材，《病隙碎笔》更是在哲理与思辩上达到了新的高度；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《我的丁一之旅》是他的泣血之作，不仅挑战他的文才，更挑战他的体力……那是一个长长的单子，总字数达到300万之多。然而，他的作品明显越来越“清静”，说明他的沉思没有受到成名或其他因素干扰，凝聚起来的力量因而也没有散掉。

　　1998年，史铁生因患尿毒症又开始了透析生涯，他因此说：“我的职业是生病，业余时间写作。”这是一种幽默的表达，但也是在陈述一个事实。他的写作却是离玩票最远的一种。在他，写作就是追问；西方的说法是“追问存在的意义”，中国的说法是“究天人之际”。不敢说这才是写作的本义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他因此进入了人类写作活动的一种伟大传统之中。他用自己的一生来“学习死亡”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是一位哲人。

　　作者为学者、书评人